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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0日晚，“书写南方的信仰——从《皮囊》到《命运》”对谈分享活动在南国书香节分会场花城文学院举行。活动邀请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、“读懂中国”文学院执行院长蔡崇达与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展开对谈，由花城文学院主办，《新周刊》硬核读书会、果麦文化协办。

2014年，作家蔡崇达文学作品集《皮囊》发行，迄今销量已逾500万册，被翻译成多个语种。2022年，蔡崇达长篇小说新作《命运》出版，五个月销售逾50万册，销量、口碑双丰收。作为80后作家，蔡崇达以对年轻人灵魂的深入洞察赢得读者无数。

同样作为80后的诗人、学者杨庆祥，也曾在《80后，怎么办》一书中，对80后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现状、历史定位提出了追问。围绕文学如何滋养灵魂、怎样重构家乡等命题，两位嘉宾展开了透彻深入地对谈。

谈及《皮囊》的写作，蔡崇达坦言他当时内心极度焦虑，因此《皮囊》的写作本质上是当他面对故乡和远方、理想和现实、生老病死等等无法回答的人生命题时，转身向故乡、向生命的来处求助，是一种应激性的写作。到了写作《命运》时，他才有了一种真正的使命感和文学自觉，他意识到先人们留存下来的精神秩序的巨大力量，“当一个作家试图去抵达纠缠自己、逼迫自己、让自己无路可逃的命题的时候，当他挣扎着走进去，看见它、拥抱它并表达出来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可以借由你的理解而理解，可以借由你的拥抱而拥抱。”

杨庆祥认为，蔡崇达的写作是一种回到根部、触及灵魂的写作，有效回应了当代人精神上的“悬浮”危机。无论是《皮囊》还是《命运》，都是个人生命中关键时刻的觉醒。自我对他者的观察、对世界的观照，形成了蔡崇达独特的个人美学风格，“这种风格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真诚。”

新作《命运》的开篇，蔡崇达反复推翻改写了27遍，写了十几万字后，最终才找到了现在这个以死亡为切入点的开头，因为“只有站在死亡的入海口，站在生命的临终点去回望，才能看到命运的样子。”关于书名《命运》的由来，他坦言，提笔之初他抱着“硬刚”的心理，成书后获得读者“这本书只能叫《命运》”的评价，则是对他最大的鼓励。

在杨庆祥看来，《命运》还展现了南方信仰的丰富性，闽南方言、习俗、文化和伦理关系在作品中随处可见，尤其是神明，几乎无处不在。蔡崇达回应称，神明本质上是先人们发明出来、留守在地方的一种精神秩序，而他在做和要做的，就是去挖掘老祖宗留下的家底——“成为这块土地的器官，代这块土地开口说话。”

（来源 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 记者 沈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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